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分类管理与创新

一、分类经营与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创新（论文文献综述）

马浩然,赵天忠^[1]（2021）在《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研究进展与展望》文中研究说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对于提高森林生态建设者与维护者的积极性,维护林地所有者合法的经济利益具有促进作用,能够协调"绿水青山"保护者与"金山银山"受益者之间公平性。综合梳理了国内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机制,包括补偿范围、补偿主体、补偿客体、补偿标准的研究进展,总结了森林生态系统效益的测算方法,包括物质量评价法、价值量评价法、能值分析法和生态模型法的特点和应用研究进展,论述了补偿标准测算依据的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以及近年国外森林生态服务付费的起源、研究重点、进展及多个国家森林生态服务付费的机制。最后针对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存在的不足提出改进建议:一方面需要通过市场化的多种途径来拓宽资金来源,科学评估森林生态效益;另一方面要科学合理制定补偿标准,实现有差异的补偿等级或补偿区间。

杜娟^[2]（2020）在《生态公益林保护政策对集体林区林农经营决策行为与收入的影响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文中指出在重要或脆弱的生态区域划定生态公益林,是健康森林生态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为构建人类生存环境的安全屏障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大面积的生态公益林可能占用了林农原本有限的可经营林地资源,保护区内严格的林木限伐等管理措施也无法完全避免林农的逆向选择,林农对生态公益林的经营行为直接决定了生态公益林保护政策的效果。生态公益林保护政策改变了林农原有林地资源禀赋,基于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林农会调整林地经营行为,进而影响家庭林业收入,可能会产生诱导农民职业分化等社会功效。本文依托江西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监测项目,根据县域差异随机抽取10个县、50个村的500个样本林农进行跟踪调查,2011～2018连续8年累计获得3849份有效问卷。基于激励相容理论,本文试图解析在政府生态公益林保护政策激励下林农的林地经营决策机理,并验证可能产生的对林农职业分化和收入变化的影响。本文运用林业公共物品理论和“两山”生态资本理论对南方集体林区生态公益林进行功能定位再识别,基于激励相容理论和林农决策理论构建了集体林区利益相关林农在生态公益林保护政策背景下的林地经营行为分析框架。在回顾我国生态公益林管理政策演变、归类梳理的基础上,对林地资源进行聚类分析并测算不同林种林地被划为生态公益林的成本收益,运用Logistic-Tobit回归模型对比不同群体林农林地经营中资本、劳动投入差异,引入广义估计方程（GEE）的Logistic回归模型验证生态公益林保护政策对集体林区农民职业化分化的驱动机制,进而利用广义线性模型（GLM）探究集体林区生态公益林保护政策背景下林地资源禀赋重构对林农林业收入的影响。研究主要结论为:（1）通过优化生态公益林补偿限伐措施,激励林农在保护中合理开发利用生态公益林资源,可以实现政府生态效益最大化的整体目标和林农经济效益最大化的个体目标趋于一致;（2）生态公益林保护政策改变了集体林区原有林地资源禀赋结构,林农则根据不同林种林地的预期收益调整家庭林地经营决策;（3）二元经济背景下,集体林区农民职业分化是基于家庭林地资源禀赋做出的理性抉择,不同林种林地资源及集体生态公益林保护政策对吸附农民从事农林生产的引力大小不一;（4）林农林业收入是林地资源、劳动力、资本投入协作的结果,集体林区不同林种生态公益林面积比重对林农林业收入的影响程度不一。

孙杭琪^[3]（2020）在《“三权分置”背景下集体林地生态保护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集体林地是森林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经济价值,同样也具有生态价值及社会价值。依据生态保护的一般理论,从“三权分置”理论入手,明晰“三权分置”在放活经营权,促进集体林地开发利用的同时,应当在坚持生态优先的基础上,进行可持续经营,保护好集体林地的生态环境。本文首先对“三权分置”的政策演进以及立法现状,以及其与集体林权改革之间的关系做了梳理,通过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优先理论、集体林地多功能性理论以及财产权限制理论等系统地探讨了集体林地的特殊性,以及其生态保护的必要性。其次,通过正反两面辩证分析了“三权分置”对集体林地生态保护的影响,明确其有利于完善林地产权结构,为林地经营者提供资金保障,促进适度规模经营,从而促进集体林地生态保护,降低生态风险。但是也存在公益林生态补偿存在补偿标准较低以及补偿方式较为单一;商品林流转方面存在林地经营权登记、森林资产评估不足、林农收益制度不完善、流转中及流转后缺乏有效的监管;缺少生态保护服务提供等现实问题。在此基础上,尝试借鉴域外经验,主要梳理了美国以及英国的林地生态保护制度,借鉴美国林业经营的激励措施以及整体性的森林生态系统保护,以及英国的乡村管理补助金制度和木材采购政策,特别是对木材采购政策中的“合理和可持续”等成功经验。最后提出了当集体林地规划成公益林,应当通过构建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以及拓宽生态补偿方式,从而完善公益林生态补偿;当集体林地规划成商品林,通过明确林地经营权的法律属性、完善森林资产评估以及强化流转监督,从而规范林地经营权流转;通过加强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组织建设,完善集体森林方案编制以及建设经营权流转市场从而提供集体林地生态保护支持促进集体林地生态保护等法律对策。

刘韵^[4]（2020）在《我国集体公益林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的生态意识增强,生态需求也随之增加了,对森林经济利用的限制也增多了。森林的采伐逐渐被限制以后,直接的经济后果就是营林费用难以通过森林采伐来补偿,进而使得培育和保护森林的地方单位愈发贫穷,无力继续负担森林的维护,这些现象违背了森林生态效益全社会受益和全社会负担的原则。在商品经济时代,要使得森林生态效益工程建设进入到良性循环的轨道,则相应的补偿机制和运行机制是必不可少的,生态集体公益林是以创造持续的生态效益为目标,它没有直接的或难于直接的产生经济效益,人民在享受生态集体公益林效益的同时,从来没有想到生态集体公益林生产的维持所付出的劳动和代价,这不符合商品经济的要求,必然使生态公益事业受到损害。笔者2019年1月和2019年8月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分别奔赴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林业局和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林业局开展调研活动,调研过程中就发现两地集体公益林生态补偿的标准和做法存在一定的差异,2019年9月在广西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调研公益林行政诉讼纠纷时也发现一定数量的集体公益林产权纠纷和补偿纠纷。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我国集体公益林生态补偿制度存在不足。2019年12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日签署第39号主席令予以公布。新修订的森林法自2020年7月1日起施行。修订后的《森林法》第五条、第二十九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对集体公益林作出了进一步的规定,但这些规定中的部分内容仍然过于原则,涉及生态补偿的内容也较少,因此为了推动集体公益林生态补偿制度的发展,有必要在当前《森林法》修改的背景下进一步完善集体公益林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引言,对本文的研究背景进行了简单的介绍,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对集体公益林生态补偿研究的理论成果,并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意义。第二部分是集体公益林与集体公益林生态补偿法律制度,这部分内容首先围绕集体公益林的概念和集体公益林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内容展开论述,对集体公益林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进行了介绍。第三部分是集体公益林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此部分内容简述了我国集体公益林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历史沿革,介绍国家层面的立法和湖北、广东、广西、浙江等多个省份的地方立法情况,并分类阐述了我国集体公益林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是国外森林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经验与启示,此部分选取了日本保安林生态补偿、英国集体公益林森林补偿和美国森林生态补偿的相关法律制度和政策进行了参考,并从中总结了有益经验。第五部分是完善我国集体公益林生态补偿的法律路径,这一部分内容是根据第二部分内容指出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了应构建我国集体公益林生态补偿法律体系,明确法律原则,完善补偿标准,改革资金筹措和管理方式,制定程序性规范,建立监督机制,并对法律责任作出相应规定共七个方面的法律建议。最后一部分是结语,对我国集体公益林生态补偿法律制度进行了展望。

刘维^[5]（2020）在《中国和欧盟森林生态补偿政策的比较研究》文中指出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对于维护生态平衡和和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但最初掠夺式、粗放的开发方式造成森林生态承载能力的下降,也阻碍了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我国为更好地恢复森林生态系统的作用,实施了多项森林保护和生态补偿政策,包括“退耕还林”政策、“天然林保护工程”以及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等。欧盟在森林生态补偿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积累了有效经验,并形成了优秀的育林、护林成果。我国的森林生态补偿要形成长效机制,必须增强其政策的刚性和实用性。本文以中国和欧盟的森林生态补偿政策为研究对象,首先梳理了生态补偿的相应文献资料,明确了有关生态补偿和森林生态补偿的核心概念以及理论基础。通过中国和欧盟森林生态补偿的发展历程和政策实践,阐明了中国和欧盟森林生态补偿的具体政策内容,以政策选择和政策实践建立分析框架对二者进行对比,从中总结了二者在政策环境、政策目标、政策过程的不同。另外,通过构建森林生态补偿政策工具箱,详细演绎了中国和欧盟在公共政策中使用的方法和手段。最后,通过分析我国和欧盟森林生态补偿政策实践中的各种措施,总结我国在森林生态补偿政策中的问题,得出了优化我国森林生态补偿政策的启示。森林生态补偿政策在我国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有助于改善社会福利,促进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的建设。

赵津津^[6]（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统筹推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主义者始终追求的目标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城乡生态环境的设想,为中国共产党人解决城乡生态环境问题指明了努力的方向,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推动城乡生态关系理论逐步完善、实践不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当代中国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城乡生态关系思想,为我国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科学的行动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推进工作在短短几年时间迈上新台阶,取得了系列重大突破和成就:国土空间面貌发生深刻改变,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性不断增强。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积累了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经验——注重顶层设计及其推动落实,以及促进城乡利益协调。美丽中国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共产党谋划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引;统筹生态城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政策创新,施行最严密的法治,是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障;自上而下层层推动、先行试点与经验推广、压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保责任,则是有效推动顶层设计落地实施的关键。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促进城乡利益协调采取的重要举措有:第一,统筹城乡空间规划。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坚持主体功能区战略,科学划定“三区三线”,推动城乡空间规划的协调统筹,促进城乡“三生空间”合理布局。第二,推动生态补偿创新发展。多年来,流域生态补偿与森林生态补偿在政策制定、法律保障和地方实践各层面都做出丰富的探索。第三,城乡优势互补共建生态文明。我国重视利用城市资金、技术、人才优势,助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通过补齐农村环境短板,为城市提供生态支持。但也应看到,新时代城乡生态文明建设持续统筹推进依然面临现实挑战,城乡生态文明建设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突出,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推进机制有待完善,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制度不完善及治理效能不彰显。为应对这些挑战,必须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平衡充分发展,完善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推进机制,促进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制度完善及治理效能提升。

张海霞^[7]（2020）在《我国公益林生态补偿法律问题研究 ——以安徽省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公益林生态补偿是林业发展和生态建设的重要举措,从2007年颁布《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到如今各地区因地制宜制定公益林生态补偿措施,进一步明确了公益林的补偿标准和管护责任,公益林补偿内容得到不断的完善。公益林的建设、管理和保护离不开国家的财政支持,因此中央财政要不断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增加补助资金,扩大补助范围,同时也要建立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将市场所具有的调节利益的杠杆作用与生态补偿的激励作用结合起来,增强市场主体的活力,更有效的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九大正式开启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重视生态环境的变化发展。林业是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公益林承担着维持生态平衡,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功能,对我国的生态建设和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公益林生态补偿作为涉及不同制度、不同利益主体、不同经济层次的系统工程是生态林业,也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制度建设。当前,国家每年都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公共财政投入,但是单一依靠政府的公共财政支持不足以使公益林的生产经营者得到合理的补偿,在政府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寻求一种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及方法,则是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所在。发达国家由于起步早,在生态补偿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美国的私有林补贴制度对森林实施分类型补贴,日本民间通过“绿色羽毛基金制度”进行社会筹资,欧盟利用环境金融工具（LIFE）作为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资金支持工具。这些补偿措施和手段虽然不仅仅是针对公益林进行生态补偿,但其具体补偿的方式也值得我国借鉴。近年来,全国各地区都在不断探索创新改善生态环境的道路,全面践行党和国家的绿色发展理念。其中,安徽省率先推行林长制,给林业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使林业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获得显着提升,对公益林的生态补偿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林农的收入得到提高,经营管理公益林的信心和动力也在不断增强。然而,在推行林长制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公益林的管理和建设面临一定的挑战。因此,对公益林生态补偿相关问题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公益林生态补偿体系的建立,确保公益林持续健康发展,对于建立我国自然资源生态补偿机制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公益林生态补偿制度实施以来,主要的问题在于国家所投入的建设资金非常有限,使生态补偿的相关利益主体未得到有效的利益补偿,不利于林业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围绕公益林生态补偿的主题,首先分析了公益林生态补偿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公益林生态补偿不仅是国家林业发展战略转变和林业市场化改革的产物,也是当前林长制改革的现实要求,是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并从生态学、经济学、法学等方面论证公益林生态补偿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从国家现阶段的重点工程措施来论证公益林生态补偿的实践基础。其次,文章以安徽省为例,介绍安徽省公益林生态补偿现状,分析在林长制改革的推动下,全省公益林管护和补偿中存在的不足,进而反映我国公益林生态补偿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完善公益林生态补偿的建议,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促进补偿主体多元化、科学界定公益林补偿范围、建立分类差别化生态补偿机制、提升公益林的管理水平等措施,为公益林生态补偿提供理论指导和依据,使公益林补偿更加科学合理,进一步提高公益林的生态效益,推动我国公益林的可持续发展。

潘鹤思^[8]（2020）在《黑龙江省森林生态效益多元化补偿研究 ——基于政府“规制-激励”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黑龙江省森林资源丰富,天然林分布集中,是东北地区乃至全国的生态屏障,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目前,黑龙江省可采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明显下降,陷入森林资源“优势陷阱”和“资源诅咒”困境。虽然国家提供了大量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但囿于补偿主体单一、补偿标准偏低、补偿资金不足等原因,一直停留在“覆盖到”和“能补偿”的层面上,导致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边际效率递减。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被多数学者认为是解决政府补偿困境、引导利益相关者参与、撬动社会资本投入的必然选择和有效途径。因此,本文立足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理论缺口和黑龙江省林区补偿的现实需求,基于“受益者付费”原则识别多元化补偿主体,构建森林生态效益多元化补偿研究框架,以此为逻辑起点,探索政府补偿监管效率、揭示企业补偿参与意愿和居民补偿支付意愿是实现多元化补偿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本研究从政府规制和激励驱动视角研究黑龙江省森林生态效益多元化补偿问题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分析森林生态效益多元化补偿研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通过相关研究成果的归纳和梳理,探究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领域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科学界定森林生态效益、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及森林生态效益多元化补偿内涵,并从生态价值理论、外部性及公共物品理论等方面构建基础理论体系分析森林生态效益多元化补偿的科学性。在此基础上,基于黑龙江省森林资源现状、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补偿现状,评估黑龙江省森林生态效益价值,并归纳目前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存在的问题,探究黑龙江省森林生态效益多元化补偿研究的合理性。其次,黑龙江省森林生态效益多元化补偿机理分析。从庇古税、科斯定理和集体行动理论方面确定多元主体参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理论依据。利用米切尔评分法,从“影响性-积极性-紧密性”三维视角识别出森林生态效益的利益相关者,然后结合“受益者付费”原则和“权责利”差异取向原则确定补偿主体,包括政府、受益企业和城镇居民。归纳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分别研究引入政府“规制-激励”前、后多元补偿主体间的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综上分析得出森林生态效益多元化补偿有两种补偿途径,一种是政府补偿途径,另一种是受益企业和城镇居民补偿途径,其中受益企业和城镇居民补偿需要政府的规制和激励才能实现。再次,基于政府补偿、受益企业补偿和城镇居民补偿层面的黑龙江省森林生态效益多元化补偿研究。这一部分本文每章节遵循“规范分析-理论框架-实证检验-推出结论”的研究范式。在政府补偿研究中,论文以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条件性为研究视角,分析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实施过程中政府监管效率问题。利用演化博弈模型结合Matlab仿真技术分析政府和林场在补偿实施过程中“监管-管护”的博弈关系。研究得出政府监管积极性不足,补偿效率低下,为此提出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与政府购买服务融合的激励机制设计;在受益企业补偿研究中,论文从政府规制和激励的视域出发,构建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受益企业补偿参与意愿研究框架,运用Double Hurdle两阶段模型实证检验推动受益企业参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城镇居民补偿研究中,论文从政府激励视域出发,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和二元Logistic模型探索社会信任对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激励作用。研究得出政府规制和激励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协同受益企业和城镇居民参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最后,基于对黑龙江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现状、森林生态效益价值、补偿机理、政府补偿、受益企业补偿和城镇居民补偿等关键问题的深入探索,同时充分参考实证分析结果,并从三个方面提出多元化补偿实施的对策保障体系:第一,强化多元主体参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思想认知;第二,加强森林生态效益多元化补偿的配套支持;第三,创新森林生态效益多元化补偿实施途径。本文旨在从多元化补偿主体的视角拓宽黑龙江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筹资渠道,以期多维度、深层次地解构多元化补偿主体的内在层次逻辑及各自有效的补偿途径,同时为加快政府购买服务机制设计、引导社会资本融入、实现共享共建的环境治理格局提供切实有价值参考。

李华^[9]（2016）在《完善西藏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体系建设研究》文中指出西藏是我国众多江河的发源地,西藏森林生态系统在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和生态保护、生态环境建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不仅影响着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直接影响着长江中下游区域的生态安全和流域可持续发展,同时还对毗邻国家和地区具有较大影响。本文以西藏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体系为切入点,探索充分发挥西藏森林生态系统所具备的良好的、重要的、特殊的生态环境功能,促进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政策机制。本文首先系统分析了国内外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相关研究理论以及森林生态补偿一些实践和相关政策,提出国内外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基本做法是多渠道的资金筹措、完善的资金来源制度、健全的市场竞争机制与法律制度、可持续性的国家补偿计划等。其次,通过对西藏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现状分析发现,西藏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存在着历史欠账太多、财政收入及其弱小致使补偿标准偏低且不合理、与其他资源补偿政策不协调,限伐和禁伐政策的行业损失无补偿以及森林生态补偿的法律体系不健全等主要问题。再次,构建了西藏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理论框架,提出西藏森林生态补偿的战略定位、目标定位；界定了补偿主体、客体、标准以及补偿对象的权利义务。研究表明：应根据森林生态公益林发挥效能的种类和受益对象的不同,分六个层次确定不同的补偿主体：森林生态效益国家补偿、地方政府补偿、流域补偿、受益部门补偿、市场补偿、社会补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西藏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一体两翼加社会”的补偿机制框架。西藏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应当主要以国家补偿机制为主,最终建立起以中央政府为主导、地方政府和市场补偿、社会补偿相结合的补偿机制。同时提出了设立“高原森林补偿机制”和“长江流域补偿”的补偿架构,最后提出了西藏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客体范围界定的办法。此外,对西藏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进行了理论分析及测算。从森林生态服务成本、效益价值两个方面提出确定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的依据；构建了西藏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模型,核算出西藏森林生态公益林的生态服务价值。在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最高理论标准、最低理论标准经济学分析基础上,测算出西藏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最高补偿标准、最低补偿标准、合理补偿标准、具体实施标准,结合西藏森林生态补偿实际,提出国家合理补偿标准应该确定在5-24.19元／亩之间,具体实施标准则应该是10-15元／亩。并以西藏芒康县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提出西藏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保障机制,建立森林保护区的动态调整机制、生态效益补偿的经济激励机制、生态效益补偿的多层级管理机制、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法律制度、社会制度。西藏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本研究对完善西藏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对藏区林业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具有一定理论借鉴与实践指导作用。

《中国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主要政策问题研究》课题组^[10]（2010）在《已划定生态公益林和已租赁集体林林权改革理论与实践回顾》文中研究指明较系统回顾了国内外有关森林资源产权的理论、公益林管理制度与实践以及已租赁集体林林权改革的有关文献,对公益林及已租赁集体林林权改革的政策进行了评述。休谟最早关注森林与环境问题,庇古用外部性理论进行解释,科斯基于产权理论提出环境税及补贴;西方学者沿着科斯产权思路围绕公共森林资源管理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对私有林的研究也形成了完善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研究表明,发达国家非常重视森林资源的管理,把公益林看成是公共产品,管理制度较完善;对私有林的管理主要由工业厂商、股份公司、合作公司、承租公司等租赁或承包经营。国内公益林政策实践层面的相关政策出台于1986年,已租赁集体林的管理实践在各省及地区层面形式多样。研究发现,国内学者对公益林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产权制度改革方向及产权结构完善两方面展开,但尚缺一个完善的研究平台,主要是缺少对国外林权改革理论研究追踪,同时还缺乏对生态公益林产权改革应用理论的探讨;已租赁的集体林林权改革仍面临改革方向与路径的困扰。

二、分类经营与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创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分类经营与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2）生态公益林保护政策对集体林区林农经营决策行为与收入的影响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三权分置”背景下集体林地生态保护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我国集体公益林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和欧盟森林生态补偿政策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统筹推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我国公益林生态补偿法律问题研究 ——以安徽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黑龙江省森林生态效益多元化补偿研究 ——基于政府“规制-激励”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9）完善西藏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体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分类经营与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创新（论文参考文献）

• [1]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研究进展与展望[J]. 马浩然,赵天忠.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4)
• [2]生态公益林保护政策对集体林区林农经营决策行为与收入的影响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D]. 杜娟. 江西农业大学, 2020
• [3]“三权分置”背景下集体林地生态保护法律问题研究[D]. 孙杭琪. 浙江农林大学, 2020(07)
• [4]我国集体公益林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研究[D]. 刘韵.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6)
• [5]中国和欧盟森林生态补偿政策的比较研究[D]. 刘维.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6]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统筹推进研究[D]. 赵津津.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0)
• [7]我国公益林生态补偿法律问题研究 ——以安徽省为例[D]. 张海霞. 安徽大学, 2020(07)
• [8]黑龙江省森林生态效益多元化补偿研究 ——基于政府“规制-激励”视角[D]. 潘鹤思. 东北林业大学, 2020(01)
• [9]完善西藏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体系建设研究[D]. 李华. 东北林业大学, 2016(02)
• [10]已划定生态公益林和已租赁集体林林权改革理论与实践回顾[J]. 《中国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主要政策问题研究》课题组. 林业经济, 2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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